领导风格对单位管理生态的影响 ——以传统文化为视角

单位管理生态是管理活动中各参与要素与管理环境的有机统一,领导风格作为单位管理生态的有机构成,与单位管理生态高度契合,并受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领导风格要追求管理的"完美"状态,应关注文化环境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人性为本"为起点,领导者与下属建立互应性关系,以便更好实现组织内部各要素关系的平衡.领导风格塑造应结合领导环境寻求"变"和有"度",不仅要重视下属的认可,而且要与组织、下属共同成长.     

新生代审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自我锻造

近年来,"情感劳动"由于过于强调劳动者情感与自我的二元分割而遭到挑战.研究引入"审美劳动"概念,探索当前审美经济勃兴之下的服务业一线劳工的劳动过程转变与自我认同锻造之间的博弈与整合.援引布尔迪厄"具身展演"与地位消费理论,研究发现健身教练的自我锻造兼具区分与整合两个向度.健身教练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运用自身外形、表情、举止和语言等身体资源,酝酿与顾客相吻合的品味,作为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健身教练得以建立区隔性的自我投射,将自己打造为"理想的他者";健身教练通过建立老师与激励者角色认同,发掘并利用自身性格特质的方式,统合他们在自我的展演与原真性之间的拉力,并成为"更好的自己".研究回应了学界对服务业劳动者自我认同中存在的异化与融合二元论.审美劳动者在自我认同锻造中体现出的微妙平衡,反映了"90后""00后"一代奋进与迷茫共生的思想状态.     

论两种总体性权力作用下人民主体性的生成

人民主体性是主体性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崭新理论进路。与传统主体性哲学专注于其抽象性不同,人民主体性则具有生成的特质。人的生存状态时时受总体性的资本与政党双重逻辑共同作用影响决定了这一特质: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出发,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人及人际关系的异化状态;政党逻辑则以政治领域为起点,设定目标、凝聚共识、有效组织再塑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它对政党理论的创新和政治的实践,提供了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的契机。坚持政党总体性权力对资本的驾驭,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为中国语境下的主体性研究提供创新性视角。     

基层市场结构中的乡村女性与家庭手工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1940—50年代)

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2017年,施坚雅田野调查笔记的出版,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补充和修正施氏的理论。学术界多年来关注"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是否被低估和遮蔽"的问题,而施坚雅没有论述乡村女性在市场中的表现。成都平原乡村女性是基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40—50年代,成都平原的乡村女性,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以及针对市场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和农业,不仅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更赢得了家人、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口碑和荣誉,这些不是轻易可以遮蔽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政策研究(1937-1945)

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民国度里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必须对乡土社会进行广泛持久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认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以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思想文化整合等方面对于乡村社会进行了整合,通过这些方面的整合,对瓦解既有社会秩序、重构意识形态乃至抗战的胜利坚定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之后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民心。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